如今已97岁高龄的我，党龄已有74年。回首过往，我始终铭记着19岁时便深植于心的信念：我的生命应当致力于为人民服务。

我的成长岁月伴随着抗战歌曲和前线英勇斗争的故事，对正义的追求早已在我心中生根发芽。中学毕业后，我遵从父母的意愿考入北京协和医学院，并在南京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生物系完成了医学预科。当时正值解放战争时期，南京的学生运动风起云涌。在进步同学的影响下，我冲破重重阻力，走上街头参与游行，并组织了民歌社，传唱解放区的歌曲，心中的责任感与使命感日益增强。

1948年，在中国共产党地方组织的支持下，我与同学们一同北上，奔赴中原解放区，进入中原大学文艺训练班。在那里，我们学习政治理论，也为战士和群众进行演出。对我而言，那是一个全新的天地，自由的空气中洋溢着年轻人的热血与理想。南下抵达武汉后，“文训班”改组为文工团，我成为了一名音工队员。

由于我自幼学习钢琴，具备一定的音乐基础，很快便成为团队中的业务骨干。团队中的许多成员没有受过专业训练，在演唱附点音符和切分音时常有偏差。我便耐心细致地帮助大家纠正，于是大家推荐我来打拍子，我也因此成为了文工团的指挥。我的指挥生涯，就这样在革命工作的需要下，不知不觉地开启了。

文工团的生活对我产生了潜移默化的教育作用，让我深刻认识到观众和人民的需求，这为我一生“艺术为民”的追求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951年，我随中央少数民族访问团中南分团深入广西的大苗山、大瑶山等地进行慰问采风。在深山之中，我聆听了当地老乡们随口哼唱的质朴歌声，它们真诚而动人，充满了生命力。那一刻，我无比真切地意识到：音乐源于人民，文艺工作者有责任让美好的艺术惠及大众。

1952年，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我成长的过程中，没有人直接教导我应当树立何种人生观，是革命队伍教会了我：文艺来源于人民，应当为人民服务。这句话深深烙印在我的灵魂深处，成为了我作为一名党员和文艺工作者的行为准则。

此后，组织上保送我进入中央音乐学院深造，并推荐我去苏联学习合唱指挥，随后又公派我赴莫斯科学习歌剧和交响乐指挥。在长达三年的留学期间，我每日沉浸于专业学习，反复研读总谱，并频繁出入当地的音乐厅和歌剧院，观摩排练、欣赏演出，尽我所能地汲取知识。1962年，我在莫斯科成功指挥了意大利歌剧《托斯卡》的公演，成为首位登上国际歌剧指挥台的中国指挥家。那年我33岁，心中只有一个念头：我一路的成长都离不开祖国和党的培养，我所学的，都应毫无保留地奉献给人民，用我的专业所长回报社会。

回国后，我在中央音乐学院指挥系任教。1978年，中央歌剧院重建，我被调任为首席指挥，并继续承担教学工作。为了让更多中国观众了解并喜爱歌剧，我采取了一个“笨办法”：从1979年复排《茶花女》开始，每场歌剧演出前，我都会在休息室为观众举办一个20分钟的歌剧欣赏讲座，介绍歌剧的时代背景、音乐特色等。这种讲座深受观众欢迎，这种“边演边讲”的形式被大家称为“郑小瑛模式”。我这样做，只是希望大家能了解我们所从事的这项艺术。这样一件看似微小的事情，我却一直坚持了下来。

此外，我还致力于推动“洋戏中唱”。我们投入了巨大的精力引进西方歌剧，但不能止步于此。歌剧要想在中国土地上生根发芽，就必须让中国观众能够理解，语言是关键。俗话说“阳春白雪，和者盖寡”，我并不同意这种说法。我毕生的追求，是希望“阳春白雪，和者日众”。我常常思考，即使“和者”每天只多一人，我也同样会感到高兴。作为文艺工作者，我们应当努力促使我们的民族发展得更加健康、充满活力、富有创造力。

这些年来，人们常称呼我为“硬核奶奶”，说我90多岁高龄依然坚守在指挥一线。这不过是因为我认定了该做的事情，便全力以赴去完成。

我的人生并非一帆风顺，曾先后三次罹患癌症。当人们问我是否害怕时，我说，害怕能解决问题吗？疾病来临就积极治疗，如果是无法避免的，就抓紧时间完成自己想做的事情，减少遗憾。我很庆幸，我挺过来了。

前不久，我受邀前往天津音乐学院为学生们授课指挥。周围的人总是问我是否疲惫。一天7个小时的课程，又算得了什么呢？我拥有近70年的歌剧指挥经验，能够将这些宝贵的积累传授给年轻一代，让他们少走弯路，这比什么都重要。歌剧是音乐领域的一项宏大工程，指挥是其中的统帅，不仅需要掌握专业的技巧，还需要深厚的文化修养、卓越的组织能力，以及健全的人格。要想真正播下艺术的种子，就不能仅仅停留在表面。

临近百岁，我正与生命和时间赛跑，希望能多做一点是一点。从19岁投身革命起，“为人民服务”这五个字，我铭记了一辈子，也为之奋斗了一辈子。

我总说，音乐家是最幸福的职业之一，生命中拥有音乐，便永远充满活力。我这一生没有做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不过是在自己的能力范围内，努力做好该做的事情，为国家的文化建设贡献自己微薄的力量。

我这个97岁的老党员，没有别的愿望，唯独非常珍惜一切能够为人民服务的机会。只要我还能行动、还能思考，就会继续努力！

（作者为指挥家，人民网记者刘微采访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