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汉语大词典》（简称《大现汉》）的出版，标志着中国现代辞书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这部包含五卷本、逾1200万字、收录15.7万余条词汇的巨著，全面展现了百年现代汉语词汇的演变面貌。这部被誉为现代汉语发展“百科全书”的作品，凝聚了中国三代辞书工作者20余年的辛勤付出。

二十余载的执着坚守

编纂一部大型词典是一项耗时漫长且极具挑战性的任务，需要编纂者具备深厚的学识、坚韧的毅力以及对事业的热情。早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语言学界就曾萌生过编纂大型现代汉语词典的构想，但由于当时条件的限制，该项目历经波折，三次未能启动。直到2005年，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后来的《大现汉》主编江蓝生接过了这项重任，并将其推进了二十余年。

江蓝生回忆道，当时韩敬体找到他，提及吕叔湘和丁声树两位先生希望编纂一部大型词典的遗愿。“尽管我早已深知辞书编纂工作的艰辛，但作为后辈，我感到有责任完成前辈的嘱托。”江蓝生表示。韩敬体，即后来担任《大现汉》副主编的韩敬体，曾参与丁声树先生主持的《现代汉语词典》编纂，深知老一辈学者的心愿和此项工作的重大意义。

为何编纂一部大型现代汉语词典成为几代辞书研究者的共同心愿？这与中国辞书发展的历史进程息息相关。在新中国成立前，我国老一辈学者已编纂了《辞源》和《辞海》等大型辞书。新中国成立后，虽然编纂了《新华字典》和《现代汉语词典》等重要工具书，但它们多为中小型，未能完全满足社会需求。与此同时，国际上，日本小学馆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推出了《日本国语大辞典》，并积极推广；拥有百年历史的《牛津英语词典》于1989年推出了第二版，词汇量大幅扩展。相比之下，中国仅有中小型辞书，甚至在收到外国友人赠送的百科全书时，只能回赠一部小小的《新华字典》。因此，编纂一部大型现代汉语词典已成为时代的呼唤和社会的需求。江蓝生强调：“这既是前辈的嘱托，也是现实的需要。《大现汉》的编纂是我们这一代辞书人的使命。”

《大现汉》的编纂过程可谓是一场艰辛卓绝的攀登。江蓝生回忆道，当《大现汉》第四次启动时，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简称“社科院语言所”）参与过《现代汉语词典》编纂的一些同事已经退休，还有人承担着其他研究任务，人手不足一直是严峻的挑战。在江蓝生和韩敬体两位先生的不懈努力下，截至2005年底，一个近30人的编写组得以组建，其中许多成员是新手，需要“边干边学”。

从立项到最终出版，历经二十载寒暑，尽管项目曾进行调整，人员也有进出，但“坚持下来，这次绝不能再夭折”始终是编纂团队的共识。他们广泛查阅各类语料库，深入研读近百年来的各类文献，搜集历史词汇；通过专题研究来推动编写工作；积极“开门编词典”，广泛征集读者意见；并召开专家审稿会，听取同行学者的建议。这些工作逐一推进并得以完成。在过去的二十多年里，编写组成员有人从壮年步入老年，有人从青涩的大学生成长为研究室的骨干，而这部词典也日益厚实，逐渐成型。

在今年4月举行的《大现汉》首发发布会上，江蓝生充满使命感地表示：“我们应当打造与中华优秀文化和人民需求相匹配、能够帮助群众正确运用和传承祖国语言文字的辞书产品。”韩敬体感慨道：“这是社科院语言所三代学人寄托梦想和期望并为之不懈奋斗的一部力作。”著名语言学家、北京大学资深教授陆俭明评价道：“汉语语言学的发展，从来不是一人之功、一时之绩，而是代代学人薪火相传、携手奋进的接力征程。《大现汉》的出版问世，既是对吕叔湘、丁声树等前辈学者学术思想与治学精神的传承弘扬，也是当代语言学界集体智慧的结晶。”

追求经世致用的学术价值

“内容丰富”“严谨规范”——这是今年4月在《大现汉》学术研讨会上，专家学者们对这部巨著的普遍评价。然而，当这部词典走向大众时，普通读者的反馈却出乎意料地出现了“生动”“有趣”“新鲜”“好读”等高频词。

江蓝生表示：“我们想要编的是一本既可以查，也可以‘读’的词典。”翻开《大现汉》，读者会发现许多令人惊喜的内容：可以一窥百年前的文字风貌，例如当时“知识”常写作“智识”，“揭幕”称作“除幕”；也能看到“爱咋咋”“哪儿跟哪儿”等鲜活的日常口语。不仅如此，这部词典还收录了因误用而广泛流传的词语，例如“回怼”中的“怼”，其说明中就解释了其原本的释义。这些兼具历史厚重感与现代鲜活感的词语，使《大现汉》超越了“被动查询的工具书”的定位，成为一部兼具学术价值与可读性的作品。

这一切都离不开《大现汉》的编纂理念。秉持吕叔湘先生“编写辞书或教材最忌雷同，要编就要突破前人，有特色、有新意”的治学理念，编写组大胆突破了传统辞书编纂的范式。正如《大现汉》前言所述，其编纂理念包括“共时性与历时性相结合”“规范性与描写性相结合”“学术性与实用性相结合”。简而言之，即关注语言词语当下的意义与使用方法，同时追溯其演变脉络；既提供准确、简明、严谨的释义，也补充语用规则、文化内涵等深层信息，力求让词典能够适配更广泛的读者群体。

要编纂出一部新颖且有深度的大型词典，需要从海量的语料中提取大量的词汇作为支撑。为此，编纂团队广泛调研各类已出版的辞书，并利用多种语料库等资源，遴选出尚未收录的有价值词语。特别是为了打捞散落在岁月长河中的旧词语，编写组翻阅了近百部民国小说，从许地山、梁实秋、林语堂、郁达夫等名家的小说与散文中搜集了第一手资料。

《大现汉》编写组成员、社科院语言所《新华字典》编辑室副主任范文杰笑着回忆：“有时候吃着饭，脑子里突然蹦出一个词，就赶紧掏出手机发到工作群里，生怕漏掉。”这种将工作融入生活的常态，以及学用结合的治学态度，使编写组在浩瀚语海中“淘沙拣金”，筛选出前人未曾收录的宝贵词目。

著名语言学家、北京师范大学资深教授王宁评价道：“《大现汉》较为全面地呈现了正在使用和发展中的现代汉语真实面貌。更为难得的是，它在共时描写中融入历时视角，让我们从这部词典里掇拾到百余年社会变迁的微观记忆。它不仅提供个体词语的形音义查检，更有助于我们全面认识现代汉语，是一部具有时代意义的语言大典。”

三代人的传承与坚守

“当初接下《大现汉》主编的担子，是因为不知道它有多难。但能坚持做完，靠的是责任感与使命感。”多年后，手捧已出版的《大现汉》，江蓝生依然清晰地记得接到编纂任务时的感受。

超过15.7万个词条，其中大多数条目都需要她亲自审改。由于常年伏案工作，她的颈椎和腰椎出现了严重问题，并先后接受了三次大手术。即便在住院期间，她也时刻牵挂着词典的编纂工作，在工作群里与大家保持着及时的沟通。

江蓝生认为：“辞书编纂是一项磨炼人的工作，既能增长知识、提升思维概括能力，又能淬炼坚毅的意志品质。语言研究者能够将基础研究与应用相结合，为国家文化教育事业做出贡献，便实现了学者的人生价值。那些吃过的苦头，都是必交的学费，是值得的。”

如今，辞书队伍的成长建设与这门学问的传承，是江蓝生最为关注的方面。

《大现汉》的编纂过程也是一次精神与学问的传承。王楠，曾任《大现汉》编写组成员、社科院语言所《新华字典》编辑室原主任，她告诉记者：“通过《大现汉》的编纂工作，许多当年的‘年轻人’积累了经验，成长为骨干。”她介绍，在正在进行的《现代汉语词典》第8版修订中，这些人已成为中坚力量。

《大现汉》编写组成员、社科院语言所词典编辑室副主任苏颖也是其中之一。在她看来，能够坚持完成《大现汉》的编纂工作，既有榜样的感召，也有责任与热爱的支撑，更离不开团队的相互扶持。“老一辈学者治学严谨，热心传帮带，对解答我们的问题极有耐心。工作中，年轻人遇到问题，随时可以推门请教，前辈们总会放下手头工作，耐心给予指导。”苏颖说。

目前，社科院语言所拥有15位专业的辞书编纂研究人员，其中11人为博士，专业方向涵盖训诂学、文字学、词汇学、语法学、计算语言学等领域。团队中既有研究冷门绝学和现代语言学各分支的学者，也有探索前沿应用交叉学科的研究者，为各类辞书的编纂修订奠定了坚实基础。

《大现汉》的顺利问世离不开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大力支持，该项目相继被列为社科院重点课题和院创新工程项目。“编词典和做基础研究不太一样，成果不能立竿见影地显现。”范文杰告诉记者，“这些年院里、所里出台了很多支持政策，比如更加科学完善的辞书岗位考核评价体系，极大地消除了大家的后顾之忧，让我们能够专注于词典编纂工作。”

除了各方面的关心和支持，学术积累发挥了更重要的作用。王楠自1995年进入社科院语言所工作至今已30多年。她回忆，刚到社科院语言所时，为了搜集资料，每年都要从报纸、杂志等手写摘抄约1000张新词、新义卡片，所里至今仍保存着当年抄写的近百万张卡片。“虽然现在已不再手写卡片，但随时随地关注新词、新义，时时刻刻思考字词释义已经成为习惯，一直保留了下来。”她说。

王楠动情地说：“人生最美的事，莫过于事业与热爱的双向奔赴。现在想来，编辞书虽辛苦，但翻开几代人都在用的《新华字典》——如今发行量已达约7亿册，编写、修订者却只有几十个人，自己能成为其中一员，是件很幸运的事。《大现汉》也会是这样一部书，一部让我们一生都为之骄傲的书。”